酒从产生之日起，就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到杜甫生活的盛唐时期，无论是酒的种类还是酒的制作工艺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在造酒工艺的改良进程中，与酒相关的酒器、酒典、酒名，酒俗等都广泛地发展起来。酒还融入到文人雅士的生活中，宴会时吟诗作对更是词客骚人乐在其中的雅事。杜甫的笔下写出了唐代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为后人研究唐代的酒业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线索。
杜诗中的酒器较为贫乏。与李白美酒盛以美器不同，杜甫因为自身的经济条件，所处的社会地位，只能使用较为普通的酒器。稍微好一点的则是质地为金、银、玉的金杯、金盏、玉杯、玉觞等，除此之外还有绿樽、清樽等。这些贵重的酒器在杜诗中出现较少，而且多出现在由他人做东的宴席上，从侧面反映了杜甫寄人篱下、贫困潦倒的生活现状。
杜诗中出现的最为贵重的酒器当属琥珀钟：“掌中琥珀钟”。统观杜甫一生，他的生活更接近于劳动人民的生活，他所用的酒器有天然的葫芦，如在《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中提到自己“强梳白发提胡卢”，而他所居住的成都草堂的邻居们也是以葫芦作为酒器：“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胡芦”(《草堂》)，可见他的生活条件已经与普通的劳动人民相差无几。杜诗也写到了劳动人民所用酒器，如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压》中所提到的瓶、盆，《少年行二首》其一提到的“莫笑田家老瓦盆”中的“老瓦盆”等，这些酒器反映出唐代劳动人民使用生活用具的状况。
诗圣杜甫笔下的酒的种类繁多，尤其是蜀酒。四川的造酒业可谓源远流长，年7月至8月，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各种各样珍贵的文物，包括大量的酒器。经过测定，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相当于新石器时期到西周初期，大量的酒器的发现，证明了该地区酿酒业的发展情况。唐代蜀地的酒业也十分兴盛，杜诗中提到的蜀酒主要有郸筒酒、鹅黄酒、重碧、鞠米春、射洪春酒，甚至还有青城山道士乳酒。
蜀酒酒味浓香，杜甫“蜀酒浓无敌”(《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其二)的评价便是明证，同时蜀酒的祛愁解忧的功用显然不错：“蜀酒禁愁得”(《草堂即事》)。诗人杜甫的诗句“樽酒家贫只旧醅”(((客至》)，以“旧醅”招待客人而觉得难为情。中唐的白居易说“绿蚁新醅酒”(《问刘十九》)，以新酒来招饮，两位诗人都以新酿造的酒为贵，而后世的烧酒则以陈酒为贵。如果说杜甫的处境不可能饮到上等的好酒的话，那么白居易的处境显然要比诗圣好得多，是有可能饮到上等的好酒的，然而其诗依然以新酒为贵，可见唐代的酿酒业并没有解决蒸馏的问题，或者蒸馏的工艺尚不够成熟，唐代酒业只能是在前代酿酒业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除蜀酒外，杜诗中提得最多的是蒲坂的桑落酒、重阳节所喝的避灾去邪的菊花酒和春节期间所喝的椒柏酒。其他的酒则有千日醉、竹叶青等等。无论何种酒都有各自的酿造方法和传说故事，杜诗中的这些酒的种类为今人从杜诗中了解唐代的酒类提供了方便之门。
杜诗中提到的酒令只有一种，即《乐游园歌》中提到的鞍马令。鞍马令是一种类似于现在击鼓传花的酒令，适合集体游戏。
杜诗还提到当时的酒价。盛唐诗人王维的诗中也提到了酒的价钱，认为“新丰美酒斗十千”(《少年行》)，李白也说“金樽清酒斗十千”，李白与王维所说的都是美酒的价格，杜甫无论是地位处境还是经济条件都远远不如王维和李白。杜甫在诗中说“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显然与李白所说的酒价不符。从杜甫的处境来看，应是浊酒的价格。安史之乱爆发后，很多地区斗米千钱，可见“三百青铜钱”一定是浊酒的价格，杜甫经常饮用的就是这些浊酒。
中国古代的酒，以酿造原料为依据可以分为三种，即粮食酒、果酒和乳酒。杜诗中提到的乳酒只有《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一首诗，这酒是严武送给他的，相当珍贵。杜诗也说这种酒“气味浓香幸见分”，可见其名贵。
在唐代水酒分为清酒与浊酒两大类，浊酒是未经过滤的酒，有酒糟浮在上面。杜甫所喝的酒多为水酒当中较差的浊酒：
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雨过苏端》)
浊醪自初熟，东城多鼓鼙。(《泛溪》)
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客堂》)
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绝句漫兴九首》其六)
有时他甚至贫困到连浊酒都买不起的地步，“街头酒价常苦贵”是他最为普遍的生活状况；有时只好向邻居借酒：“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夏日李公见访》)；赊酒、欠酒债更是家常便饭:“酒债寻常行处有”(《曲江二首》其二)。“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草堂即事》)，倘若没有金钱作为坚实的后盾，连浊酒都无处可赊。杜甫虽然出自奉儒守官的家庭，但他的生活更接近于平民，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诗人的境况也越发艰难，能够喝到浊酒，也是值得宽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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