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漕渠昆明渠汉代昆明池闻名世界的京杭大运河，始于春秋，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在元代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纵贯南北。殊不知，由洛阳一路向西，溯河、渭河而上，直抵关中——长安的漕渠古道，竟是大运河的先声。在今天西安市东北灞河以东，以灞桥区新筑街办半坡村向东经新合街办的万胜堡、陶家、田家、到新合村（含米家、王家、新合、共和村）有一段低洼地带，呈槽状，当地至今仍叫“漕渠”，号称“十里漕渠”。不过，“漕”在这里不念漕，而发“皂”音，故称“皂渠”。这就是汉代漕渠古道的遗迹。兴建众所周知，古代的漕运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从秦咸阳一统到汉都长安，关中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中心。秦始皇帝为防止关东诸侯串通造反，一次性将关东12万户迁咸阳。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后，以建陵邑之名，迁关东大姓以充之。于是，关中人口迅速膨胀，突破百万之众，吃粮问题成为困扰统治者的头等大事。京师的粮食，长期以来主要靠漕运来供给。但漕运首先要遭遇三门峡的险阻，抵达潼关附近后，必经陆路转入渭河漕运。而渭河河道弯曲，且流量不稳，水少沙多，行船极为不便。往往一次漕运，需6个月才能完成。据《汉书·沟洫志》载，元光六年（前），大司农郑当时认为：“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里，时有难处。”于是，他建议汉武帝：“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上以为然。”汉武帝接受建议，任命水工徐伯表勘察地形，设计河渠走势，并率数万人开凿漕渠。经过三年努力，一条长达里的人工漕渠在关中修成。走向汉代的漕渠是一条由西向东的人工渠道。考古探测资料显示，漕渠遗址的走向线路可分灞河西段和灞河东段两段不同线段。据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勘探、探测发现，灞河西岸未央区境内的漕渠遗址长度约米，遗址宽米，渠道宽90余米。由北辰村东南灞河古道向西紧贴高速路北边，经河道村、沟上村，过污水渠在联合村西绕大弯，斜向西航公司生活区东南，再拐弯顺西航公司厂部区南，经张千户村到河止西村，向南拐向蔡家村、杨家村、城运花园人工湖西端，流经农科院到汉城附近。此次探测还发现，灞河东岸的漕渠呈东西走向，共长米，宽80米。西起灞河东岸灞桥区的西王村东（距村西灞河古道约米），延伸到东王村、三合村、深渡村、半坡村至万盛堡。再从陶家村、田鲍堡、新合村，越西韩路进入临潼区西泉街办，经椿树村、唐家村到周家湾村。从万胜堡到新合村的这一段约4公里，有明显的漕形洼地，历历在目，沿线还有绳纹板瓦和筒瓦的发现，与当地人称“十里漕渠”的说法基本吻合。遗憾的是，从今临潼新丰以东到渭南、华阴、潼关诸市县境内，已无遗迹可寻。水源汉代漕渠的水源有二。其一，是“引渭穿渠”。这是《史记·河渠书》的说法，《汉书·沟洫志》因之。这一点几乎无争议，即以渭水为漕渠的主要水源。但从哪里引水入漕渠是有分歧的。《汉书·武帝纪》明确记载，元光六年（前），“春，穿漕渠，通渭”，三年竣工。这一引水起点，在长安城西北引渭入渠，经长安城切龙首渠北麓，然后沿南山（秦岭）北麓山脉东下，沿途“横绝”。浐灞二水，经临潼（汉称新丰）、渭南，再沿二华（华阴、华县）夹漕东向至华阴北（今三河口）以西入渭河。当时动用两万民工，三年而成。其二，是引昆明池水。漕渠修成后的第六个年头，即元狩三年（前），汉武帝出于南方战事的需要，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蓄水，训练水兵，又引昆明池水东北向入长安城再向东汇入漕渠，以增水源。这段渠道称为昆明渠。这样，昆明池就成为漕渠的水源地之一。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说：（灞水故渠）“东北迳新丰县，左合漕渠，汉大司农郑当时所开也……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在这里，很明显郦道元把昆明池作为漕渠的唯一水源看待。现在看来，郦氏的这一观点并不全面。似难解释六年前修成的漕渠水是从哪里来的？另外，漕渠水源有二，毋庸置疑，但先有长安城西北“引渭穿渠”，而后有长安城西南“从昆明池引水入渠”，时间相隔六年有余，也是不容混淆的。入河口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漕渠“……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里……”班固在《汉书·沟洫志》中对《史记·河渠书》的这段话仅改一字，即将“并南山下”改成“旁南山下”，其余全部照搬，可见“至河三百里”是司马迁和班固对“漕渠入河”的一致看法。但这里的“入河”，是指渭河还是黄河？不得而知。也为后人留下歧义。在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河”“大河”，一般都指黄河。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中国的运河》一书中明确指出：漕渠由这里（指灞桥区新合街办的“十里漕渠”）再往东流，傍着南山之下，东入于黄河。其入河处，当在今陕西潼关老城西吊桥附近。陕西师范大学马正林教授，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在《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一文中认为：“从汉代华仓遗址和华阴东北一带的地形来看，汉代的漕渠在今三河口入渭，并未伸延到潼关附近入河。”此二说都有一定道理。史念海先生以文献为依据，按传统说法，认为“漕渠在潼关老城西吊桥附近，东入黄河”；马正林先生在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得出“顺应地形，在三河口以西入渭”的观点，似更贴近实地。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华仓遗址的发现，为“漕渠入渭”的观点提供了有力地支持。因为华仓是为蓄粮漕运修建的，自当距离河口不远。即先把关东粮食运储仓库，再从仓库码头转输漕运至长安，也就是说，无论漕渠入渭还是入黄，谁距离华仓近，谁就是更贴近地理实际的入河口。效益漕渠修成后，《史记·河渠书》说：“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汉书·沟洫志》说：“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这两条文献对漕渠的效益说得都比较含糊，虽为“大便利”“可灌田”，到底是多少？不确切。李令福教授在《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一书中说得十分清楚：“漕渠起到了漕粮输送与浇灌农田的双重效益。漕渠最重要的经济效益是漕运，而农田水利只是辅助部分，而且也不是浇灌农田，只是淤灌荒地。”由于渭河水少沙多，流量不稳，河道弯曲，河道受到较大制约。原来漕运路线长里，每次漕运需时6个月。漕渠开凿后，渠道取直线，从长安到入河口只有公里，漕运时间节约一半，极大地提高漕运效益。从汉初年输漕运数十万石，到渠成后武帝年间的-万石。这一点都能在《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中得到证明，兹不赘述。后世的修葺西汉漕渠修成后，大约维持了七八十年。以后历代都有修葺，最有影响，效益也最显著的就是隋代漕渠的修复和利用。开皇四年（），隋文帝为了解决京师的粮食问题，并进一步转运江南的物资，任命宇文恺开凿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实际是对汉代漕渠的修葺和利用。宇文恺受命以后，首先带人亲自踏勘从长安到潼关之间的地形、地貌，沿途河流走向；再设计广通渠的基本线路和渠道工程，然后组织民工进入修渠工地。但是工程任务十分艰巨，技术要求也很高，尤其是漕渠既要越过长安以东灞、浐诸水，还要穿过许多塬和岭。然而，在宇文恺带领的数万人数年的努力下，终于打通了这一导渭入黄的渠道工程。广通渠西起长安，东至潼关，全长里。它的开凿，不但便利漕运，而且灌溉了沿途两岸的农田，一举两得，国民受益，因此又得名“富民渠”。更为重要的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广通渠成为大运河连接洛阳与长安的通道，对我国东西方文化交流，南北经济联系，政治、军事统一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广通渠的修建为隋代广开漕运，进而凿通大运河开了先风。□文/陈正奇绘图/秦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