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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材料来自《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以关键词搜索典籍全文，得言论案例四十五条。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民族交错，国家纷乱的时期，可观察言论罪在不同历史和文化场景下的表现。实际上，虽有五胡乱华，南北分治，但言论入罪的核心逻辑一直没有改变。官员因讪谤问罪有两大发起路径，一个是君主授意，再由司法部门提出控诉；另一个是由*敌告发，得到君主支持。诽谤之罪由于构成含糊，裁量随意，是君主警惧中外，*敌无端构陷的不二之选。这个阶段除了沿用两汉以来的“妖言惑众”“讪谤朝*”“飞书诽谤”等名目外，又有“谤史”新罪。所谓“谤史”就是对官方正史的指摘。魏晋南北朝之际，门阀家族崛起，对于史传（即家族能不能青史留名）各有所求，所以撰史也是利益冲突之所。不过这些利益方没有料到，对史传内容的异议也会被扣上“谤”的帽子，甚至鞭打致死。可见当时统治阶层对于*权合法性和历史叙事话语权的维护已经很有些敏感度，如司马迁那般直言君主之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外，文字狱也有进一步发展。如果说西汉杨恽的“田彼南山，芜秽不治”是史上第一桩文字狱，那么三国时崔琰的“时乎时乎，会当有变”就是第二桩，也是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