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进入媒体，十多年的光景里，我和同行们亲历了调查报道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它的衰落。调查报道并没有死。去年12月，自闭症男孩雷文锋死于广东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他的父亲获得了消息。托养中心大范围、持续性非正常死亡的冰山开始露出一角，但新丰县*府网站随后发布消息，否认该中心今年存在“多人死亡”的事实。一直到新京报的调查报道出炉，证伪了这个说法。
▲自闭症男孩雷文锋从当地殡仪馆得到的数据显示，仅今年1月1日到2月18日，49天内由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就高达20人。如果将时间线拉长，该托养中心成立6年来，死亡人数可能近百。和其他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类似，丑闻爆发后，地方*府部门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掩饰，并不惜押上自身全部的公信力为之背书，直到谎言被揭穿。在新京报的报道刊发后，我登陆新丰县*府网站，已经看不到否认“多人死亡”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韶关市严厉查处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
我似乎应该感谢受到“严厉查处”的是练溪托养中心，而非新京报。这意味着我接下来可以假装相信当地*府是和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的，进而提出我的质问：在这么多条非正常死亡的人命面前，负有监管之责的地方官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为何我迄今未见有人为此受罚，也无引咎辞职？这是一个颇让人心灰意冷的现实。一个“不具备托养条件”（官方说法）的托养中心，不断中标，在地方*府的监管下存续了六年。在这六年中，持续不断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一直在上演，但却一直被轻忽。直到媒体揭开了这个黑幕，地方官方首要的应对之策仍然是捂盖子。事败之后，地方*府又摇身一变，成为秉公执法者。天下竟有这般便宜事好做，只可惜了纳税人缴交的大好钱粮。近百名死亡者，各有各的故事，他们共同拼接出一个完整的致命地图。自闭症男孩雷文锋死亡之旅所暴露出的bug，注定只是僵硬的建制化权力疏忽中的些微碎片。但它仍能指向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
▲雷文峰在去年失踪时，家人所发出的寻人启事当雷文锋晕倒在肯德基门口，医院急救后，他说出了自己和母亲的名字。在公安内部的户籍联网信息中，这两个名字可以很容易确证他的身份和年龄，但不知道为什么警察没有这么做。所以15岁的雷文锋被送到了托养中心，并进一步被托管人员将错就错当成了成年人。从报道可知，在看守所基础上改建的托养中心，保留了很多原有风格：15平米的房间，有半米高的水泥通铺，十几个人睡在上面。厕所在房间里面，没有冲水系统，臭气扑鼻。这是练溪托养中心“不具备托养条件”的一个具体体现，但他却能在*府的眼皮底下，不断中标，甚至成为整个东莞市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的临时安置服务场所。
▲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托养中心疏于将其信息发布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这进一步导致了雷文锋家属的寻亲无能。没有获得未成年人托养待遇的雷文锋，很快死在了充满臭气的水泥通铺上。和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相对照的信息是，这家托养中心“每年盈利一两百万”。可以想见，原本应用于照顾被托养者的经费被挤占到何种程度，伙食与卫生情况令人发指。新丰县民*局也加入了挤占供养经费的行列，但在收取了大约10%的管理费后，却又显然在管理上存在渎职行为。民*局领导的亲戚参与了托养中心的权力角逐，掌控了财务大权，为这一丑闻增添了有关*商关系的新维度。……可指摘的地方有很多。但更根本的反思在哪里？取缔练溪托养中心不是终点。就像十几年前，大学毕业的孙志刚因缺少暂住证，而被当作“三无人员”活活打死，由此引发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收容”变为“救助”，其主办机构也由*府变为民间。
▲孙志刚在*府和民间之外，还有什么第三种模式？如果今天再把“救助托养”也给废了，又如何让流离失所者不自生自灭？收容遣送之恶的背后，彰显的是腐败的公权力机构如何草菅人命；托养中心之恶的背后呢？*府监管下的民间救助机构，也暴露了它深沉的痼疾。练溪托养中心的死亡清单，展示的是一种始于“*府招标、民间机构中标”的程式化腐败。不仅热心公益的民间机构并没有在招投标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府与托养中心也只是在表面上维持一种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实则形成一种共谋，合力将雷文锋们推向了死亡之谷。在这个意义上，雷文锋之死，和14年前孙志刚之死，有一个尚未完结的共性：既有的监管体系是失效的，它需要一次来自舆论的清*与重启。
▲收容站变救助站在任何社会，媒体的监督力如果不得伸张，它终究难免病态。这也是本文以“调查报道并没有死”开篇的深意所在。我当然知道，这更多只是代表我的一个期望。显然，练溪托养中心死亡清单的个案曝光，无法表征调查报道在中国的整体兴衰。事实是，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舆论监督的断崖式下滑。从年进入媒体，十多年的光景里，我和同行们亲历了调查报道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它的衰落。与其说，我在为新京报的扒粪行动鼓与呼，毋宁说我在凭吊一个刚风华正茂就迅速老去的媒体年代。这心中的块垒，岂是一篇打苍蝇的调查报道所能浇平？但失语终归不合社会的进化，它只是激活我们对大历史走势的信念，更加深了一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的坚定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