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原上草
作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景色之一，“草”在唐诗里出现的次数不少，但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是为数不多的、专门写草的唐诗之一——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很多人在接受启蒙教育时，学的只是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名字也没那么复杂，就一个字《草》。关于这首诗，还有个“白居不易”的故事。
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才十几岁，据说他当时来到都城长安，拜见成名已久的诗人顾况。顾况起初还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看到他这首诗之后肃然起敬，改口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
这个故事也许是想证明白居易从小就才华横溢，但十有八九是假的，原因是顾况和白居易当时都在苏州。顾况是苏州刺史韦应物诗会上的常客，而年纪尚小的白居易却没机会参与这样的场合。当然，既然是在苏州，即使两个人曾经交流过，顾况也不大可能说出“长安米贵”这样的话。
抛开玩笑不说，“居易”两个字的意思，难道真是“居住容易”？非也非也，这个名字来自《礼记》里的一句话：“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君子生活得朴实无华，等待命运的机会，而小人总是怀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除了《草》，白居易最有名的作品是两首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三十岁左右时，白居易曾经担任过盩厔（zhōuzhì）（今陕西周至县）县尉。在此期间，他常和好友去附近的仙游寺游玩，而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马嵬坡。安史之乱中，杨玉环就在此处被缢死，而她和唐玄宗李隆基生离死别的故事也让人感慨不已。
当时马嵬事变发生已整整五十年，但还没有一首诗完整地叙述事件全貌。同行的朋友说，这么轰动的题材，应该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才对。于是白居易挥笔写下八百四十字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读起来通俗易懂，流传极广。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此后又衍生出元杂剧《梧桐雨》、清代戏剧《长生殿》，都和白居易这首诗有关。甚至日本最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源氏物语》，也借鉴了很多《长恨歌》的情节。
《长恨歌》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的名句也很多，比如用来形容美女的“天生丽质”，形容女子落泪的“梨花带雨”。还有，“天长地久”四个字，也正是从本诗开始才和爱情扯上关系；至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更是成为后人歌颂爱情的名句。
另一首名作《琵琶行》，写于白居易四十四岁时。此前一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前途一片黯淡。有一天，当他在浔阳江头偶遇同样来自京城的琵琶女，听了对方从红极一时到流落江湖的故事，不禁感慨万分，写下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之一《琵琶行》。
《琵琶行》不仅是唐诗中描写音乐的上佳之作，而且还创造了很多个成语和常用语——“千呼万唤”“窃窃私语”“秋月春风”“暮去朝来”“门庭冷落”“司马青衫”“此时无声胜有声”“相逢何必曾相识”……
为*爱民一愤青
白居易年轻时也曾是个很出名的“愤青”。
二十八岁，白居易考中进士，是当年十七位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几年后，他以“右拾遗”之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讽喻”生涯。
“拾遗”“补阙”都是唐朝的谏官，主要职责就是提意见，是个得罪人的差事。白居易当了三年右拾遗，没少得罪人——节度使疯狂掠夺老百姓，他反对；宦官权势熏天，他批评；有官员遭遇不公正待遇，他出头辩护；地方遭遇旱灾，他建议给农民减税……
有些事可以直接给皇上提意见，但有些事不可以，白居易就写到诗里，久而久之凑成了两个系列。
一个系列主要以事件为线索，名为《秦中吟》。比如在《重赋》里，他批评官府“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在《歌舞》里，他写了“岂知阌（wén）乡狱，中有冻死囚”。
另一个系列主要以人为线索，名为《新乐府》。如《卖炭翁》里，主人公“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但辛辛苦苦烧出来的上千斤木炭，官使却只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就要换走；《新丰折臂翁》里，主人公为了免于从*，竟不惜自断肢体。
白居易口无遮拦地提了三年意见，居然还安然无恙，从一个侧面证明唐宪宗当时还是一个很开明的皇帝。但也许是白居易得罪的人确实太多，不久后，他先是被安排了几个闲职，后来又被贬到江西九江，做了个江州司马。
在没有机会改变现状的时候，白居易只能通过上书表达不同意见、通过诗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一旦有机会主*，白居易就是一个非常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
白居易做过忠州刺史、苏州刺史、杭州刺史，留下很多善*。他担任杭州刺史期间，在西湖兴建水利工程蓄水浇田，让老百姓世代受惠。在他离开杭州时，虽然自谦没有太多功绩，但在诗里很欣慰地提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中隐”隐在分司官
唐代诗人辈出，光是《全唐诗》里收录了作品的，就有两千五百多人。
其中，李白的作品有一千多首，杜甫的作品有九百多首，数量都很可观。不过在这项数据上名列第一的，是留下了三千多首的白居易。
“写作数量”和“传世数量”是两回事，写得多，能留下来的不一定多。为什么白居易流传下来的作品最多，是因为他既有钱又有闲；为什么他既有钱又有闲，是因为他不仅是“太子宾客”，还是个“分司官”……
“太子宾客”是太子的属官，品级是正三品，负责教导太子，由于事关皇家接班人的成长，也算个重要岗位。我们以前说过，贺知章退休时的官职也是太子宾客，还受到唐玄宗的亲自欢送。
白居易晚年也出任太子宾客，但和贺知章有很大的区别——太子在都城长安，而白居易却在东都洛阳，头衔全称是“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唐朝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长安许多重要职位，在洛阳都有个“备份”，叫作“分司官”。但因为国家的重要事务都在长安，洛阳的这些“分司官”其实都没什么正经事。白居易这个“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禄俸优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俸禄优厚、官位高、工作还很闲适，太让人向往了。
古人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就是说在郊野“隐居”的只能算是“小隐士”，在朝堂上“隐居”的才是真正的“大隐士”。而白居易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分司官，既不是“小隐”，又算不上“大隐”，介于二者之间，所以自称为“中隐”。
古时候，文字整理是件费时费力的事，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多时间。但作为“中隐”的白居易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诗集。
早在四十岁左右时，更确切地说，是在被贬江州司马期间，白居易就有意识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大类。
这件事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白居易年轻时就很高产；第二，白居易很重视整理自己的作品。
白居易的诗很早就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上层人士的追捧。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诗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很可能也和他注重整理作品有关系。
在中国，白居易的诗就更流行了。同样是在江州时，白居易就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无得意地提到这一点：“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长安到江西这三四千里的路程中，乡村、佛寺、旅店、船舶中，到处能看到我的诗；普通百姓、僧人、寡妇、少女口中，也不时吟唱我的诗。”
甚至好几位皇帝也都是白居易的粉丝。
唐宪宗虽然贬过白居易的官，但最初正是因为欣赏白居易的文才，才提拔他当了右拾遗。唐宪宗由于对白居易屡次直言上谏不满，还曾私下对人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唐宪宗的儿子唐宣宗李忱也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他在登基后还想请白居易出任宰相，可惜白居易已经去世八个多月了。
惋惜之余，唐宣宗还亲自为白居易写了一首悼诗，特别提到白居易最著名的两首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其中最后两句，明显是在模仿白居易的名句“更待菊*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