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唐朝是属于侠客的。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我生在唐朝，而且，是作为一个男子汉，因为我愿意跨马扬鞭当一个游侠少年，那该是多么潇洒、多么不羁啊。
一直认为，只有那个人人都胸襟宽阔、高歌狂饮、八方来朝的唐朝，才能出那样英气勃勃的少年郎。难道不是吗？就拿南宋来说吧，南宋的人全都“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他们沉醉在绮靡的湖光山色中，颓丧于浅酌低唱的享乐之中，在靡靡之音中，忘记了复国大业，虽然也有如辛弃疾、陆游这样胸怀大志的爱国之士，然而，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那样一片颓靡，你让他们如何能有所建树呢？
唐朝就不一样了，人人心里想的，都是豪情万丈的事情。也有人，游历四海名山大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有人，来去如风，萍踪侠影，轻财重义一诺千金；也有人投身边关、保家卫国，在疆场驰骋，横刀立马，义气千秋。
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结识那唐朝“三绝”之一的裴旻。李白的诗、张旭的字、裴旻的剑，这就是唐朝的三绝，既然能够和李白和张旭并名，这裴旻的本事，难道还小得了吗？据说，裴旻当年和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包围。裴旻站在马上，挥舞大刀，敌人射过来的箭好像流星一般，却都被他应声砍断。贼人畏惧，不敢上前，他腾飞而去。若非练得了一身过硬的好武艺，又怎能如此洒脱。“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这可是大诗人王维对裴旻的赞美啊。
相传裴旻丧母后，特意邀请当时著名的画家吴道子在东都洛阳天宫寺作壁画，用来给亡母超度。
可是，唐朝的文人也都和是有着侠者气质的，吴道子作画靠的也是一股气，讲究一气呵成。这个和李白酒醉之后，挥洒千言，“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的道理一样的；同时也和张旭狂饮之后，脱帽用头发蘸墨，在墙上一鼓作气地撰写书法是同理的；最重要的，是和裴旻的舞剑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道子此时废画已久，便想请裴旻舞一次剑，观其豪壮气概，以助自己作画。裴旻是个大唐的男子汉，自然不可能像现在的某些偶像明星一般扭捏作态，他二话不说，把孝服当场就脱下了，欣然起舞。那是一种怎样的剑舞啊，“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怵”。如此高超的武艺，自然让吴道子惊愕不已，同时，也触发了他那万丈的豪情，于是他当场挥毫，奋笔作画，顷刻便成。
你看，这就是唐朝人，唐朝，不管文人还是武士，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豪杰气、侠义气。唐朝人不喜欢被柔情所软化，他们喜欢让马蹄轻响，踏破山川；唐朝人不喜欢为功名利禄所羁绊，他们喜欢青春作伴，四海为家。
虽然世上所有朝代的文人，都喜欢用“书剑”这个词，来形容文人的生涯，但是，我知道，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只是把“剑”作为挂在墙上的摆设，作为愤懑之时的发泄，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拥有“剑”的气质。然而，唐朝的文人就不一样了，唐朝的文人是最具有侠义气质的文人，他们并不将“书”和“剑”这两个字分开来看待，而是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
唐朝文人的剑，是真正的剑，磨得纤尘不染、削铁如泥，一旦需要使用的时候，它们便会做“匣中鸣”了。当外地入侵、边关告急的时候，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士，都会精神一振，飞身上马，把最后的葡萄美酒一饮而尽，纵马绝尘而去。
所以，唐朝才会形成岑参、高适、王之涣、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派啊，那种慷慨悲壮、苍凉豪放的诗词风格，那种瑰丽多彩的边塞风光，还有他们所描写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并且参与其中之人，又如何能写得如此真切呢？
所有的唐朝人，他们都怀着一颗精忠报国的侠义心肠。所以，他们不会畏惧“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可怕场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可以跨马横枪、驰骋沙场。他们也不会害怕“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严寒侵扰，哪怕真的“风头如刀面如割”，也割不破他们那昂扬的斗志，就算是“五花连钱旋作冰”，可是，冻不住的，是他们浴血奋战的满腔热血。
在所有唐朝人同仇敌忾的气势之下，还有什么敌人能够继续挑衅、继续入侵呢，这战争的结果，自然是“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唐朝人，人人都是侠客，他们能够高唱着“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送别离歌，但是，眼里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伤感，有的只是无限的祝福和期盼。他们为的是什么的，不是区区的百夫长，也不是显赫的万户侯，只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然国家有难，又岂能袖手旁观呢？
这就是所谓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吧。为了他们所深爱的山川和田园，为了那些雕梁画栋的屋宇，为了那满头珠翠的心中恋人，他们心甘情愿地选择在冰天雪地的塞外驰骋，“*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所以，我一直认为，在唐朝，全民都是侠客，而唐朝的侠客，才是真正的侠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