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时期，南诏“地恶人丑”的形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公元年，随着唐朝的建立和逐渐强盛，其统治的疆域不断向外延伸，虽然几经波折，但西南边疆的苍山洱海地区还是逐步被唐朝纳入统辖范围。
唐对边疆地区的了解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唐代多数中原士人开始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有一些了解。但这种了解并不深入，主要是继承之前历代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印象，而随着南诏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确立统治地位，旧有的、刻板的“遥远”形象便自然而然地嫁接到南诏形象上。
并且因为唐朝对南诏的统辖，一些中原士人因为各种理由不远千里、万里，跋山涉水来到南诏，一路的劳累与艰辛更加加重了他们对南诏“遥远”形象的认知。
也就是说地理空间上的遥远在限制了人们脚步的同时也在人们的心理空间上发挥了作用，将旧有的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遥远”的刻板形象不断加深。南诏究竟算不算遥远呢？在拥有飞机高铁的今天，人们已经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所以云南地区对于现代人来说不算遥远。但对于唐代的交通条件而言，南诏着实不能算近。
通过《蛮书》的记载我们能够得知“从安南府城至蛮王见坐苴咩城水陆五十二日程”，从四川的中心成都“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也就是说从唐朝两处与南诏接壤的地方去往南诏王都羊苴咩城都是十分遥远的，动不动就要走两个月或是两三千里，更不必说从中原地区出发的了。
从绝对的地理空间距离来说，南诏是遥远的。但是如果走陆路从唐朝都城长安出发到江南的沿海地区，差不多也得需要走两个月。
也就是说南诏与江南在绝对的地理空间距离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提及南诏的唐诗中却常常有“万里”“远”等字眼，而提及江南的唐诗反而常有“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烟花三月下扬州”等句。
同样的地理空间距离在唐诗中却表现出了不同意境，这其中或许有水路交通与陆路交通速度上存在的差异，但更多的是心理空间上的距离感在生发作用。南诏的“遥远”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遥远，更超越了准确的空间距离，成为一种对“遥远”的空间想象和心理距离上“疏远”的表达。
唐与南诏的不信任
地理空间上的遥远造成了南诏与唐朝之间沟通次数的减少、沟通效率的降低和沟通双方不信任感的提高，这就使得南诏与唐朝之间没法长期有效地建立政治互信。
而两个不信任的政权之间自然会经常有冲突和误会，严重时便会导致战争，南诏与唐朝当然也不例外。战争的发生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情绪，致使唐代多数中原时人对南诏的心理空间距离产生了畸变。
具体地说，便是南诏的“遥远”形象反应到唐诗中不再只是具体而真实的地理空间，同时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象。比如王翰的《得南信四首其二》：闻道乌蒙万里州，天南地北两悠悠。饥来口吃谁家饭，死去尸填何处沟。衣弊不堪逢岁暮，囊空兼恐值年忧。
白头未白馀多少，消得秋风一夜愁。就表达了诗人遭逢战乱，对离散在天南地北、“万里”之遥的乌蛮地界里音讯全无、生死不知的亲人的愁思，“乌蒙万里州”与“天南地北之遥”的心理空间形象产生了互动与联系。
骆宾王（也有争议说是辛常伯所作）的《从军中行路难》本是描绘唐军征战西南诸蛮的边塞诗，但其诗中“苍苍林薄远”“途危紫盖峰”“行行入不毛”“绝壁千里险”“不知关山千万里”“今日方知行路难”等句。
更是每一句都在加强南诏的“遥远”这一形象，而且在说南诏遥远的同时也在说南诏地形险恶、交通不便、环境恶劣、人民不服王化。
除了上述这些反应南诏与唐朝之间战争的诗以外，还有一类最为典型的，那就是唐代的天宝战争诗了。据笔者自己的检索，《全唐诗》中收录的唐代天宝战争诗大约有14首，其中出现“万里”“遥”“远”等字眼的诗就有8首，比如刘湾的《云南曲》中就用十分直白的句子“白门太和城，来往一万里。
去者无全生，十人九人死”来描述南诏之遥远。还有曾经做过剑南西川节度使路岩的掌书记的晚唐诗人胡曾在任职期间留下了一系列咏史诗，其中就有一首关于天宝战争的《咏史诗·昆明池》也是直截了当地将南诏遥远的形象定在了首句的“欲出昆明万里师，汉皇习战此穿池”之中。
其他表现南诏“遥远”的唐代天宝战争诗句还有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等等。
“万里”一词几成唐代天宝战争诗的“标配”，万里固然只是虚指云南的遥远，但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万里”会成为描写云南的诗歌的“标配”？在地理空间上几乎差不多远的江南、山东在唐诗中并不远，但云南却远在“万里”之外。
并且几乎全部的14首唐代天宝战争诗中表达出来的对南诏的情感都是负面的，比如之前提到刘湾的《云南曲》中“百蛮乱南方，群盗如猬起”一句，将南诏比作盗贼，轻蔑之意跃然纸上。
还有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中“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表示皇帝对南诏的反叛是十分愤怒的，并且将南诏饬为蛮夷，这里虽然说得是皇帝，但实际上代表了一大部分中原士人对南诏的态度，那就是对南诏的轻视和不屑。
其他类似的诗还有储光羲的《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这首是中表达出来的对南诏的轻视和不屑跃然纸上，“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馀丑隐弭河，啁啾乱行藏”，储光羲将南诏比作蠢蠹和小丑，将南诏的反叛视作逆反常道之举，也就是逆天之举。
白居易的诗对南诏时有赞颂，他的诗在描写南诏时算是比较客观中立的，但他的《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和《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牂牁西连蕃”，也是将南诏视为蛮夷。
总之，几乎全部的唐代天宝战争诗里，“蛮”“夷”“盗”“蠢”等贬低之词充斥其间。这固然有双方敌对立场的因素发挥了作用，但就算是敌对的双方，这种轻视与贬低仍然超出了正常意义的范畴，几成一种定式般的地域歧视。
战争对感情的破坏
战争是当事双方政权最激烈的一种沟通手段，同时也是对双方友谊破坏最大的一种行为。这种感情上的破坏使得对唐代多数中原士人而言本就“比较遥远”的南诏变得“更加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
与之相对应的是，当南诏表现出对唐朝的恭顺，并遣使朝贡或者献乐时，唐代多数中原士人中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会表现出对南诏的亲近之意。比如出自白居易的《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后半部分的“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蛮子上心贵在怀远蛮，引临玉座近天颜。
冕旒不垂亲劳俫，赐衣赐食移时对”，这几句与前文所引的该诗前半部分的“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牂牁西连蕃。开元皇帝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宾”相对比，更加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变化。当南诏反叛时就被视作“倔强的蛮夷”，而当其向唐朝朝贡、表示顺服时又变成皇帝怀在“心”中的远藩。
皇帝不仅亲自接见慰问、还赐衣赐食，充分表达了什么是中原文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文化特色。除此之外，郑洪业的《诏放云南子弟还国》有这样一句“雕题辞凤阙，丹服出金门”。
可见当南诏顺服唐朝时，唐朝对南诏的俘虏都有特殊优待。以上两首诗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南诏顺服王化的欣慰和欢喜，再也没有透露出南诏“遥不可及”的意思，真可谓是“爱之欲其近在眼前，恶之欲其远在天边”。
唐代有关南诏的诗歌中对南诏的气候、物产以及南诏民族大多充斥着厌弃的气息，南诏烟瘴密布、暑气沸腾、物产匮乏的自然环境和吃穿用住等习俗均与中原人不同的南诏民族成为唐代多数中原士人在唐诗中诟病的重要对象。如果只是在一些诗句中反应一下南诏的真实情况也没什么关系，毕竟那是客观事实。
结语
总的来说，许多中原士人在中原中心观和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将南诏的自然环境和南诏民族联系在一起，将客观的恶劣环境与主观上对南诏民族的厌弃情绪合并到一块，人为地构建了南诏“地恶人丑”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