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日本文化中，汉文化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节，汉文化中又以盛唐时期为主，在这一个时期，白居易是重中之重，对于日文文学发展和诗歌影响最大的一个诗人，远远超过我们眼中的诗仙诗圣——李白杜甫。
1.为什么知名度高？
历史因素：白居易当时所处的中唐时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尽管是由盛到衰，但是长期的文化经济积累，这个过渡期是非常久远的。
当时的中央集权的天皇权利已经开始逐渐被各大武家*权分割，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藩镇割据局面，东瀛的中央权利也被各家削弱，天皇与宫中那些空有名头的大臣们不能反抗那些权臣家族，也只能泯酒吟诗徒具风雅罢了。
自身原因：白居易在当时的文坛已经是大家风范，有了不小的言语权和号召力。其次就是白居易的诗歌能力已经出神入化，老到80岁老奶奶，小到3岁小娃娃，上到朝野庙堂大臣皇帝，下到江湖市场贫民百姓，都能看得懂他的诗歌。阳春白雪，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这是白居易诗词最大的特点。
于是那些从日本远洋过来留学学习交流文化的文人墨客，对于他的诗词赞不绝口。
其次当时中国边疆处于战乱，日本对于这方面的诗和文化不感兴趣，反而是白居易贴近生活情趣的诗词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所以引渡到日本的诗词和汉文化中，白居易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这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推崇泰戈尔的英文诗一样。
2.那些作品受欢迎？
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首，几乎占半数。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首之多。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引用与活用。《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处，其中白诗达处之多。《枕草子》中引用的汉文典籍共计39处，其中《白氏文集》以13处为最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词影响力有多大。
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见臣下小野篁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
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日本《史馆茗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可以稍稍列举一些白居易在日本广为流传的作品：
《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等
3.为什么这些作品深得日本喜欢？
刻画事物多采用白描手法，没有太多象征意义上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阶层和年龄段，都能从白居易的诗歌中体会到不同的美感。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南宋初释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注二〕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自己给元稹的书信当中也说：“有*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其中，如《歌舞》、《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首首如剑，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篇。这是因为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对*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